一位“重症肺炎”死亡孕妇被核增进新冠确诊名单

4月17日，陈勇收到医院报销的近20万元医疗费。两个月前，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他，他的妻子翁秋秋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我的妻子去世已经快4个月了。陈勇很遗憾无力支付她的治疗费用，也很关心她的死因。她的病很严重，“肺部都是白色的”。看起来不像普通的肺炎，但他也说不出来是什么。

翁秋秋在一月初被感染，当时新冠病毒正在悄悄传播，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

32岁的翁秋秋在走访了黄冈几家医院后，被送往武汉就医。仅仅十二天，她就出现头痛、咳嗽、呼吸困难，病情严重。

陈勇借了近20万的医疗费，1月21日中午，他签署了停止治疗的同意书。一小时后翁秋秋去世。诊断证明上写着：感染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重症肺炎。

翁秋秋的诊断证明。本文中的照片均由受访者拍摄。

不久前，陈勇听到了翁秋秋怀孕的消息。他很快就从喜悦转为绝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名医生为翁秋秋感到难过。他告诉澎湃新闻，当时他接诊的大量患者无法进行核酸检测，仅报告为疑似病例。

翁秋秋已被排除在 COVID-19 确诊病例名单之外。在她去世的第二天，1月22日，财政部和国家医疗保险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地方医保和财政部门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不受医疗影响。成本。 ，并且治疗医院不会受到支付政策的影响。 。

2月4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将“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的疑似病例”作为湖北省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不再单纯依靠核酸检测结果。

医务人员正在分析患者的胸部 X 光片。澎湃新闻记者 郑朝元 摄。图像和文字不相关。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解释，在向陈勇通报确诊的当天左右，他们还排查了多名临床确诊患者，将其纳入确诊病例。

4月17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称，已成立疫情相关大数据和流行病学研究小组，开展线下、线上调查统计、信息收集和检查核实，自4月16日起执行。截至午夜，确诊病例仍为325例，确诊病例总数修正为50333例；新增确诊死亡1,290例，确诊死亡总数修正为3,869例。

两天前的一大早，陈勇五岁的女儿醒来，突然大喊：“我要妈妈。”

陈勇抱着女儿哭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每次提起妻子，他就沉默不语。

以下是陈勇所说的：

【一个】

2012年冬天，我和妻子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出生于1988年，比我小两岁。性格开朗，和谁都能聊得来。我有点内向。我们属于同一个城市。她家在市政府旁边，我家在蕲春县城附近。两家人相距七八公里。她的家庭条件比我好。第一次见面时，她父亲不同意，但后来不知何故被她说服了。

2013年5月4日，我们领了结婚证，半个月后我们在家办了酒席。

我妻子结婚前读的是技工高中，在我省当裁缝。高中毕业前，我跟别人学做乳胶漆，后来到户外工作，后来又帮忙装修。

结婚后，她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她是那种懂得如何过好生活的女人。我们结婚后，她在村里开了一家窗帘店。我时不时去周边帮人装修，每次领到钱我都给她。在农村做生意很困难。我们的收入不高，但生活必需品也不高。我们只希望能够平静地生活。

婚后一年多，女儿出生。

之后她就更加关心家里的事情了，包括女儿学校的家长会、家里买什么……她是那种想法很多的人。她喜欢网上购物，给女儿买玩具或者买一些生活用品。

我们很少吵架，只有一两次，因为我心情不好，说话声音很大，我们也吵了几句，但很快就和好了。

直到去年夏天，我们投资了3万多元入股，与别人合伙创业，来到黄冈市开了一家门窗店。

我们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房租每个月500元。我们的女儿在附近的幼儿园参加了一个大班。我的妻子负责照顾孩子并帮助经营公司。我主要负责送货，有时也跑业务运营。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勉强维持生计。

我的妻子很少生病。 1月10日凌晨3点左右，她突然出现头痛、喉咙痛，发烧38摄氏度以上。她半夜叫醒我，说她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我们起床，穿好衣服，叫醒女儿，然后骑着电动车去医院。

很快我们就到了黄冈市中医院。医生说白天只能喝液体。当时我们吃了一些感冒药，但是回家的路上下起了雨。当我回到家时，妻子一直咳嗽，我们都没有睡着。

天亮后我们又开始往医院跑。

因为我妻子怀孕了，医院不敢收治她，我们就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然后又回到这家医院。下午三点左右，我妻子说天气很冷，她在发抖。她身上穿着三四件衣服，一双毛鞋。

下午四五点，我们打车去了黄冈同济医院。那时我的妻子已经不能说话了。

我很担心。没有医院愿意收治她，所以我和医生发生了争执。然后我就对老婆说：如果我们不走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医生吗？她看起来很累，说不出话来。她只能看着我点点头……

直到那天晚上十一点，当我们被转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我的妻子才病得很重。

【二】

在武汉的十一天，我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做出了人生最艰难的决定。

当天晚上，我妻子就被送到发热门诊，几个小时后又被送到隔离病房。那天很冷，风很大。一天晚上，我毫无睡意地走过诊所的大厅。

第二天早上医生告诉我，妻子病得很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他们很快给她戴上了呼吸机。

那几天我一直在发呆，几乎没有睡觉。直到1月12日，我坐在凳子上眯了一会儿眼睛。当天，妈妈来到了武汉，我们在医院旁边的一家宾馆租了两个房间。每间房每晚80元，不带空调60元。为了省钱，第一天我们没有开空调，但天气太冷，所以后来才开空调。

那时我每天都盼望着医生的电话，但我也害怕接到医生的电话。

每天早上十点左右，医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妻子的病情，然后让我交医药费。最初几天，医疗费用非常高，有时每天2万至3万元，最高的每天5万至6万元。

我到处借钱，向家人借钱，向朋友借钱，但最后还是借不到了。 1月13日，我在网上发起募捐活动，共筹集善款4万多元。后来，我开始欠医院的医疗费。

翁秋秋的CT诊断报告单。

我给妻子买的东西只能送到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医生那里。当我见到其他病人的家属时，我偶尔会和他们聊天。黄冈有一名患者，1月5日转院至中南医院。他的情况和我妻子的情况很相似。我已经和他儿子说过几次话了。

对于妻子病情的变化，我一直很困惑。一些医生说她的情况正在好转，而另一些医生则说她的病情正在恶化。

当时，武汉感染“不明肺炎”的人越来越多，金银潭医院成为定点医院。当时，我一直在问医生，我的妻子是否感染了“不明肺炎”。对方告诉我，我妻子得了肺炎，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肺部已经变白了。

一方面，医生说我妻子康复的希望不大；另一方面，医生说我妻子康复的希望不大。另一方面，我找不到钱支付妻子的医药费，所以我很着急，很纠结。我小时候拒绝学习并辍学。从小到大，我一直在后悔，发誓不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1月20日晚上，我继续犹豫，一夜没睡。我不想放弃，但又找不到钱，就把和医生的对话发给了公婆。 1月21日中午，经过咨询，我们最终放弃了妻子的治疗。

这个决定现在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后来我了解到，与我妻子同病房的黄冈患者已于1月28日出院。在出院前两天，他被诊断出患有 COVID-19。

【三】

1月22日，我们办完手续，去殡仪馆领取了妻子的骨灰。那是一个用黑布包着的木头骨灰盒，价值400多元。从武汉回家乡的路上，我怀里抱着骨灰盒，心里发凉。

那天我们回到家乡，把我的妻子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那天，我的公婆过来了。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公公对我说了难听的话，但我并没有责怪他。我失去了妻子，我的女儿失去了母亲。其实我比他们受的苦还多。

晚上我看到房间里挂着的结婚照，忍不住哭了。

第二天，武汉封城，很快村里的路也封了。他们每天都有人看守，要村里的人去报备要买的东西，然后村里的人就去​​买。

“封城”后，武汉市区的街景，行人和车辆都稀少。红星新闻照片

整整一个月我每天都睡不着觉，脑子很痛，心胸口也很痛，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迷茫，不想说话。

后来媒体报道后，我收到了一些捐款。有的直接转入我的账户，有的发微信红包，有的帮我打电话去医院询问……我很感谢他们。

清明节过后，我又回到了黄冈。

房间里一片狼藉，布满灰尘。我赶到医院救命，但没有时间安排任何事情。再次看到它让我更加恼火。

我赶紧查了房租，把里面的东西搬回了老家，还把妻子的一些衣服捐给了偏远地区。

村里人说，如果我们没有去黄冈，就不会发生这一切。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

3月底，我到蕲春县人民医院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要求来深圳工作。我妈妈希望我不要出去，因为她担心我的情况不好。而且，我的妻子刚刚离开，她也希望我能在家照顾我们的女儿。

其实我本来没打算出去的。我想找个时间去医院为我妻子办理出院手续，并亲自询问医生我妻子得的是什么病，是否是COVID-19。

我们的房子是一栋九十年代的老砖房，有两层。我父母睡楼上，我和女儿睡楼下。几天前，我女儿告诉我她梦见了她的母亲。我不敢再问。他不敢回答她。

她首先问：我的母亲什么时候能痊愈？她妈妈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想等她长大了再慢慢告诉她。

（陈勇、翁秋秋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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